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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忆我的老师雷蒙德.卡佛-玛莎.吉斯

文/玛莎.吉斯
我是在1980年认识的雷蒙德,当时我参加了他在华盛顿州汤森港市执教的两周夏季写作班。事实上,为了进这个班,我写了平生第一个短篇,此前我只写过新闻报道,但是卡佛的短篇《家门口就有这么多水》(SoMuchWaterSoClosetoHome)让我写起了虚构作品,应该说,它改变了我,因为读这个短篇,让我茅塞顿开。

在他的这个短篇小说中,有个男的周末去纳彻斯河钓鱼。第一天晚上,他和伙伴发现水里漂着一个少女的尸体,他们没有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就去通知有关部门,而是把她绑到岸边,然后这个周末余下的时间都在钓鱼,卡佛说:“他们声称自己累了,时间又晚,以及事实上,那个女孩也去不了哪儿。”

那个短篇是通过一个女性的角度讲述的,她是跟朋友去钓鱼的那个人的妻子。那个短篇讲述得极为巧妙,准确再现了她的恐惧、好奇、反感和渴望的感觉,短篇中那些让人难以从心理上接受的事实让我深受震撼。

读过这个短篇后只过了几个星期——这段期间,我潜意识里有了个想法后,就一直有所期待——一份宣传册到了我的桌子上,宣称7月份时,卡佛将会在培训中心(Centrum)教写作。他可以招收16名学生,申请时,必须提交一个短篇。

我当时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负责一个电影及录像制作者中心,维持一个非营利性艺构让我甚至没时间去打开日程安排手册。然而在接下来的8个周末里,我取消了其他活动,去写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。我把自己关在公寓里,一直只穿着睡袍,没有换别的衣服,没有接电话。

一开始,我重读了手边的短篇小说——凯瑟琳.曼斯菲尔德的、欧内斯特.海明威的和约翰.契佛(JohnCheever)3月份刚出的那本厚厚的红色平装短篇集。

根据这些典范,我努力想琢磨出短篇小说实际上是什么:对白、叙事、描写、过渡和场景怎样起作用。14年后的现在,我醒悟了如果把自己的阅读限于当代作品,这个过程就会容易一点。当时的情况是,我对简.鲍尔斯和斯蒂芬.克莱恩同样看重。

这段时间,我也搜肠刮肚,想找到自己的短篇小说,小小的短篇开笔之作,它也许能超越个人的记事,让别人读着也觉得有意思。我不知道从什么角度讲述,从多远距离?怎样正确展开情节?讲述上何时适可而止?

一个星期六上午,我在靠房子后面阳光照耀的卧室里支起一张牌桌,把精神上受伤的南方士兵、灰心的通勤者、滥交的老处女以及被领到黄天镇的新娘的鬼魂驱赶开,我一口气写了12个钟头。时不时,我踱过过道去厨房倒杯咖啡。

我的短篇,是关于一个有妇之夫准备离开自己的女朋友,他把她领到一间西班牙风味小餐馆,希望他能在那里很快地宣布这件难以开口的事,好让他们可以享用在一起的最后一顿晚餐。

写得成功吗?我的看法是,它要么能在《1980年度美国最佳短篇小说》中稳居一席,要么远远不能称为短篇小说,古怪地让人们看到两个心胸狭隘的人,既缺乏意义,又谈不上结构和优雅。我在这两种判断之间游移得要命,甚至在我把它放进街角蓝色邮筒时也是。

我第一次见到雷蒙德.卡佛(他身体魁梧,身高6英尺)时,他穿着格子衬衫和卡其布休闲裤,坐在一张带着围椅式写字板的椅子上,他长长的腿伸到我们一圈椅子的中央。

“我们会这样做,”他提议道,他话音低沉,几乎是咕哝。我们有8天时间,他提议全班同学下午两点钟碰头,上午用来写作以及私下跟他讨论。“如果你们觉得没问题,”他又说,然后探询地扫视了一圈。

各份原稿提前传阅过,我们就可以先读一读,准备评论意见。在班上,每位作者都被要求大声阅读他的短篇,有时间的话,卡佛可能让别人来读,这样可以从另一个人口里听到自己的短篇。小组讨论某个短篇时,作者不可以发言,好不让他为自己辩解,更好地聆听,记下别人所讲的。那次让我知道这是爱荷华做法,也就是说,是雷自己在1963年上过的爱荷华州立大学写作班(10年后,他也在那里教过课)上的做法。

通常,雷从问一个问题来开始点评:“这算是个短篇小说吗?”甚至对结构最糟糕、不可救药的故事,他也会这样问,而且极为严肃地帮助我们弄清楚为什么是,或者为什么不是。

如果有人开玩笑地提一个问题,他从来不会随便回答,而总是认真回答,似乎明白俏皮话经常出自紧张或者不自然。如果有人评论时带着讥讽(不是自贬)或者残酷(那可要命!)他会安静地盯着别处一会儿,通常抽着烟,耐心地等待我们自己回想起要大度。

我们要做的,是确定这个短篇的意图,着手帮助作者更好地表达意图。同时,我们对观点上的游移、被动的结构和蹩脚的倒置之类保持警惕。卡佛告诉我们要评论得具体,有建设性。

他对每个人都鼓励,不管某个短篇有可能在我们眼里有多么没希望。我听说并不是每位老师都会这样。我们班上有个女生前一年跟罗伯特.斯通(RobertStone)学习过,斯通建议她完全放弃写作!当然,她深受打击。我后来读到过《巴黎评论》上对威廉.斯蒂伦(WilliamStyron)的一篇访谈,他在访谈中说道:“教师应该把好的留下,不好的剔掉,像农民一样精心挑选,不去鼓励那些没有天份的人。”

雷蒙德.卡佛对我们都鼓励,而把剔苗工作留给了上帝。

除了善意与尊重,雷还有极好的幽默感,几乎他所有的作品都能证明这一点。他跟我们讲了他怎样有一次去旁听审案,一个女孩上了证人席,站在那里一再说“后来他走了”、“后来我走了”。他很羡慕像这样自在使用语言,特别是那种用法,出现在他的《凉亭》(Gazebo)中。与此类似,是他喜欢新词,我记得埃利斯.斯考特(EllisScott)所用的“undercarriage”一词,让他觉得妙不可言,并问她是否可以借用这个词。

“短篇小说更接近诗歌,而不是长篇小说,”他说过,“是像诗歌一样,一行行构建起来的。”

他提出了一些建议,关于怎样可以写得更容易,然而不把这些当成规则:“短篇小说作者如果不去尝试使用全知全觉的口吻,会写得很艰苦,受限的第三人称能让我们尝试去写很多方面。”他告诉初学者。

他主要是告诉我们他觉得行之有效的写作方式:“我尽量写得快,不是用速记的方法。我都是在两天内完成第一稿,可能的话,我想一天内就完成。”

“把一切都放进第一稿。”他强调道,“第一稿是你所写的最重要一稿——除了最后的定稿。”雷称这些臃肿而书写过多的第一稿为“银行存款”,是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周、几个月内的工作对象。他期望我们视需要,可以把一个短篇重写二三十遍。他说,他的短篇小说《邻居》(Neighbors)一开始的篇幅是后来定稿的10倍长。他一再提醒我们,写作是个艰苦的过程,我们应当学会享受改稿过程。

总是让我感到惊奇的是,他怎样能伸进我们的段落拎出一个蹩脚的句子,认真改写,直到这个句子在他手里变得完美,亮光闪闪。

卡佛跟我们说我们从事的,的确是一项很严肃的事业,他说50年代后期在奇科州立大学,约翰.加德纳(JohnGardner)这样教导他,他也谈到加德纳做事一丝不苟,而且有耐心,作为作家和教师都是这样。如果我们想当作家,应该有心理准备的是,不仅过很久才会进步一点,过程也艰辛;雷跟我们说,我们要准备去出力。

大多数时候,他避免讨论发表的事,不过他的确跟我们说了他自己的“重要日子”,那是在1960年,当时他收到了投稿成功的第一封通知,一天之内收到了两封!一封来自《西部人文评论》(WesternHumanitiesReview),接受了他的短篇小说《牧歌》(Pastoral),他们以发样刊代稿费;另一封信来自《目标》(Targets,现已停刊),他们接受了他的诗《铜环》(TheBrassRing),并寄来了一元钱。

“一元钱!”一个学生呻吟道。

“可是呢,也没有谁要求你去写作。”卡佛觉得好玩,笑眯眯地说。

1980年时,卡佛发表的唯一一本小说作品是《请你安静点好吗?》(WillYouPleaseBeQuiet,Please?),不过之前他已经出了3本薄薄的诗集。他的作品多数刊登在文学季刊上。他让我们传阅《三季刊》(Triquarterly)和《安泰》(Antaeues),好让我们看看文学季刊是什么样。

除了上课,我们只是偶尔才会看到雷,他一个人走过沃登堡(培训中心的地点)宽阔的草地,不会逗留,我记得在诺曼.梅勒的哪部作品里,读到过男的在走路时,要么拱着肩膀像头熊,要么屁股晃来晃去像只猫。(30年来,我对这样荒唐地区分男的倒是一直没忘掉。)然而,卡佛走路肩膀拱得像头熊。他会一个人走进华盛顿州立公园服务区的自助餐厅,把他的桔黄色塑料餐盘端到靠墙的一张小桌子那边,从来不端到我们平时吃饭的那张长桌上一起吃。他没把自己当成我们的好朋友,也当然没往那个方向努力。

我当然对他感到好奇,总算拼起了关于他的一份传略:

早在1934年,雷的父亲从阿肯色州来到濒太平洋的西北部地区,想找份稳定的工作。他在大河谷水坝当了一阵子建筑工人后,把全家搬到了俄勒冈州的克莱茨卡尼(雷在那里出生),然后又搬到华盛顿州的雅基马镇,他去了博伊西.卡斯凯德公司的锯木厂工作,负责磨锯。卡佛在雅基马长大,那是个围绕着锯木厂和苹果园而建的小镇子。

我了解那里的风情,那边的人喝纯酒,随波逐流地过日子。我是在俄勒冈州独立镇长大的,那里也有间锯木厂,另外还有豆田和草莓地。我上的那所高中里,锯木厂工人的孩子们英语得C——要么更差,他们打球行,写东西不行。卡佛也说过,他高中毕业时,成绩几乎在班上垫底。

我记得他提到了他戒酒的那天;1977年6月2日。

另外还有那场为时甚久的婚姻,其遗迹,在他的全部作品中都有显示。

如果说烈酒是汽油,他的两个孩子则是火柴,有好多年,他的生活都有焚烧一空的危险。雷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玛丽安.柏克在自己还不到20岁时,就生了两个孩子,他后来在随笔《火》(Fires)中,说两个孩子对他的写作影响最大,“是种沉重而有害的影响。”他用了那样的词。

烈酒和孩子,没有时间,没有钱,这些是雷所要面对的逆境,在他的作品中,都有详尽的记录。

卡佛有好多年经济拮据,在他的短篇小说中,男的失了业,人们急急忙忙卖掉他们的汽车。他知道前门廊上传来的收账人的可怕脚步声,走过松动的地板吱嘎作响。他在锯木厂干过,也采摘过郁金香、当过加油工、在医院擦过地板。上班后,他会回到因为贫穷而乱七八糟的家里。他有时候出门坐在小汽车里,想在那里写短篇小说。

在培训中心晚上时,教授写作的老师们会在那间军用小教堂里朗读自己的作品。轮到雷朗读的那天晚上,我坐在第一排。从《请你安静点好吗?》集子里,他挑选了《肥》(Fat),关于一位被一个肥胖的顾客所迷恋的女侍者。接下来他读了《凉亭》,来自他的第二本集子,克诺夫书局刚刚买下。这篇是说一对夫妇为了解决他们婚姻中的问题,拿了瓶威士忌躲在一个汽车旅馆房间里,也是在这一篇里,叙述者说“后来我走了”,“后来霍莉走了”,很搞笑,雷得停下来好几次,等笑声停下来。我在前排,像别人一样笑得不可开交。后来我记得——就是杜安说“我回过头看,我们所做的重要决定,都是在我们喝酒时做出的”那一句——我的喉咙突然一紧,不觉当着大家的面在抽泣。跟卡佛别的短篇一样,《凉亭》的平静表面下,有着要命的水下逆流。

培训中心所做的值得赞赏的一件事,是在写作培训计划中,白天是写作班,每天晚上都有朗诵会,其他安排就没有多少,你就需要这些。我看到过一份伯克利大学写作班的宣传册,里面说会组织看电影、举办鸡尾酒会,还会约见代理人以及心理分析专家!

然而我的确记得曾为培训中心的学生举办过一次初到招待会。雷没有参加,我想是因为抬出来的是一桶葡萄酒。这次招待会的本意,是让写不同类型作品的几群人融合一下,但是可想而知,写侦探小说的凑到一起,写儿童小说、写长篇小说、写短篇小说的都各自凑到一起。我们这群人呷着塑料杯子里盛的葡萄酒,坦承了因为有机会跟卡佛学习而感到兴奋。一个女的说她是靠从一位姨妈那里继承的1000美元来参加培训的;另外一位从图森那边搭便车过来,小汽车上其他几个人是皮玛族印第安人,他们慢悠悠地开车,让他急得够呛;另外一个小伙子说他是在6月23日,即他生日那天收到的录取通知。我们试过想猜猜有多少人报名,却未被录取。

这时一个在办公室帮过忙的女的开口说,这个班招生根本没有什么筛选程序。

我们这群人都不出声了。

“报名的只有十六个人。”

我记得干酪看上去像是裂了口,胡萝卜开始扭动,另外管他的,反正雷是不会出现了,我们就开始三三两两走回我们的宿舍。

然而这群人中,还是有几位不错的写作者,其中有克雷格.莱斯利(CraigLesley),他带来了后来他以《冻杀》(Winterkill)之名出版的长篇小说中的几章,还有阿历克斯.汉考克(AlexHancock),当时已经在写作《入明》(IntotheLight),还有埃莉.斯考特(EllieScott),她的短篇如今刊登在很多份季刊上。

后来的两年里,我写作很用功,同时尽量不去操心发表的事。雷说过无论如何,我们要学会写作。

到那时,我已经辞了西北媒体项目的主任职务,搬到了西雅图。我得到一份合同,要组织一次西北地区电影研讨会,将在西雅图中心剧场举行,那一年的半年时间里,我干那份工作,其余半年里,我写短篇。

然后在1982年,雷按计划又要来培训中心授课,我再次参加了。

我首先注意到的,是他显得疲累,而且似乎抽烟抽得更凶。《我们谈论爱情时谈论什么》已经出版,《纽约客》上刊登了《大厨的房子》(Chef’sHouse)和《我打电话的地方》(WhereI’mCallingFrom),这两个短篇都是关于努很大力想戒酒的酒鬼。在一份当时认为好生活就是鸡尾酒——在漫画里,在小说里,在多萝西.帕克时代阿尔贡耿旅馆圆桌的传奇故事中——的杂志上刊登这种小说,实在令人惊讶。那个月(1982年7月)晚些时候,这份杂志上刊登了《马辔头》(TheBridle),里面一个人喝醉了酒,从一间小屋的屋顶上往游泳池跳——却跳偏了。在我眼里,他们刊登的整页添加利金酒广告——冰绿色瓶体上往下滴着凝结的水——再也不一样了。

我们问他时,卡佛也承认取得成功,让他过得轻松了一点。“我不再像以前一样,浪费那么多时间了。”他说,“我坐下来时,一般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”

关于那个夏天,我最突出的记忆,是跟雷的一次私下面谈。从第一次见到他之后的两年里,我持之以恒地写作,我很看重这次面谈。

他提前就拿到了我的原稿,我在约好的时间去了培训中心他住的小房子。他请我坐下来——我坐到了沙发上——但是他没坐,一边说话,一边在屋里踱来踱去。他问我以何为生,“作家们得做点什么事情来买时间:写作不挣钱。”

我简单解释了一下我的工作,不过我记得当时我想他应该不难理解。为了那次电影研讨会,我得约请发言人、订机票、订酒店、跟洗印厂、会议承办人、放映员和拍摄设备生产商打交道。

“我们需要反映人们如何应对工作的短篇。”卡佛在班上说过。可是我想我的作品在他眼里模糊而且抽象。不管怎样,他没有追问。过了一会儿,他从桌子上拿起我的短篇小说盯着看,等他又抬眼看我时,他说:“你是个作家。”这话出自他口,意义重大。

80年代后期,经常看到评论者和编辑哀叹模仿卡佛的人数量之多,但是雷从来不曾把自己的风格强加给学生。要说有模仿者,那肯定是他们自己觉得这种讲故事方式的干净、朴素和微妙之处堪可佩服,并努力去复制那种风格。

那一年同在培训中心授课的戈登.利什则不一样,作为前克诺夫书局编辑和《君子》杂志编辑,利什以东海岸文学新潮的决定者自居。

利什上午跟他班上的学生上课,在室外草地上,我们这些上卡佛的写作班的同学觉得这是公开邀请,就自己去坐在那一圈人的外围,听他会怎么说。利什喜欢定下条条框框:“头两个句子形成攻势,”他解释道,“攻势的三个基本因素,是姿态、权威和新闻。”

克雷格.莱斯利当时也回到了培训中心,参加了利什的那一组学习,他得到的建议让我吃惊不小。克雷格交给利什一个短篇,关于在彭德尔顿牛仔竞技表演大赛的几个印第安人,他们在一辆皮卡的后车厢里喝一瓶用牛皮纸袋装着的桃红葡萄酒。“那不是新闻,”利什说,“我们都看到过印第安人喝葡萄酒,给我看看几个印第安人在一辆皮卡的后车厢喝马提尼酒吧,这才是新闻!”

就他本人来说,雷喜欢各种形式的写作,包括福克纳华丽的行文、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黑暗和康拉德的浪漫故事。他说他从海明威那儿学会了删掉形容词、副词,却又告诫我们:“海明威说的关于写作的话,你们也不能全信。”他在喜欢的作家方面趣味广泛。他说有一次他在听到约瑟夫.布罗茨基朗诵后深受触动,回家后熬了一晚上写诗,决心再也不离开诗歌创作。他满怀热情地跟我们提到了他热爱的一些作家:不只是托尔斯泰、乔伊斯、巴别尔和弗兰纳里.奥康纳,而且还有他的同时代人:琼.迪迪安,拉瑞.沃伊伍德(LarryWoiwode),杰弗里.沃尔夫(GeorffreyWolff)和托比亚斯.沃尔夫(TobiasWolff),莱斯利.西尔科(LeslieSilko),巴里.汉纳(BarryHannah),安.贝蒂(AnnBeatie),詹姆斯.帕迪(JamesPurdy)——这是一位大师级艺术家,雷怀着钦佩之情读了好多年他的作品。

他主要是寻找情感。这里有句卡佛说过的话,我记在笔记本上:“一个短篇小说、一部长篇或者一首诗应该产生一定次数的感情冲击,你可以从冲击的强度及次数上,来判断这部作品水平如何。”

他对濒大平洋的西北地区的同行特别看重,为他们感到骄傲和快乐。“西部的文学还处于初创阶段。”他说。他让我们去阅读理查德.域果(RichardHugo,当时住在蒙大拿州)的作品,当然是读他的诗,另外还有他关于写作的随笔——收在那本《此镇一触即发》(TheTriggeringTown)。雷支持比尔.基特里奇(BillKittredge)、厄秀拉.勒奎恩(UrsulaLeGuin)、约翰.基布尔(JohnKeeble)、玛丽琳.罗宾逊(MarilynneRobinson)以及吉姆.韦尔奇(JimWelch)。他支持苔丝.加拉格尔(TessGallagher,当时已是他4年来的伴侣),还支持理查德.福特(RichardFord),他们是好朋友。

雷跟我们说过,理查德.福特也是个喜欢改稿的人,这种同道中人的数量蔚为壮观。“他先是用第一人称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我心一瓣》(APieceofMyHeart),效果不好,他花了3年时间才写完,然而他用第三人称重写了一篇,又花了一年半时间。”福特的书当时已经绝版,不过我还是记下了他的名字。

雷有种观点,认为西海岸写作正在复兴,跟20年代的巴黎或者不管你可能提到的哪个美国南方时期不无相似之处。10年后,我看到霍华德展示他在象鼻虫出版社(Zyzzyva,只出版西海岸地区的作家)出版过的作家地图时,我几乎相信的确是那样。

1983年,卡佛有了件天大的好事:他获得了哈罗德.史特劳斯和米尔德里德.史特劳斯夫妇生活奖,每年35000美元,为期5年。我从私心出发,对其中一个条件感到不满:他应该是不会再教书了,而是会全职写作。

他放弃了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的教职,也放弃了教写作班,我再也没能跟他学习过。

我后来再次见到他,是他在华盛顿州立大学朗诵会后在西雅图的一个派对上。我心怀期望地问他是否怀念教书,他说:“谈不上,没有。”“嗯,你也许不再是我的老师了,”我说,“可我还是你的学生。”

他说:“你真是好心肠。”那是他喜欢说的话。

我第一次短篇小说投稿成功后,雷在回信中写道:“跨过发表那道线挺重要,非常有助于确定一件做了那么久、那么认真的事情是正确的。我为你感到高兴。”

接下来一次见他,是在华盛顿州立大学,那是我们在1986年秋天聚到一起缅怀理查德.域果时。但如果不是1987年春天发生的某件事,本来有可能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直接联系,那时,一位在电影界的老朋友让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变。

在此两年前,我放弃了举办电影研讨会的那份合同,几乎跟过去几年里我请到西北地区的电影人都失去了联系。但是那年春天,吉尔.戈德米洛在为她的第一部故事片《等待月亮》(WaitingfortheMoon,关于在巴黎时的格特鲁德.斯坦因)巡回宣传而路过西雅图时,她给我打了个电话。

在派克街市场的红门餐馆杯盏之间,戈德米洛跟我说她在从巴黎回国的飞机上,读了《我们谈论爱情时谈论什么》,她想起来我认识卡佛。“我就是有这种感觉,”她说,“那些故事实际上都发生过。据你了解,是不是真实的?”

对一位小说作家来说,“真实”有可能是个令人不安的词,我记得我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膀。

她对我那样回答根本不在意,而是为这些短篇小说有可能拍成电影而激动。“我有个想法,”她说,“通过安排顺序,那些短篇有可能讲述一个人的生活——我已经确定了应该有一个主角,其他方面,我想尽量忠实原著,甚至会让两个故事之间银幕全黑一下。你觉得怎么样?”

“这是个很有文学味的想法,”我说,“一个纯粹主义者的卡佛电影。”

可是等她问我能不能帮她写剧本时,我给吓住了,不仅是因为我对她这位影人佩服得五体投地,而且是因为我从来没写过电影剧本,显然她需要一个真正的编剧。我又要了杯金酒。

可是她坚持那个主意。我认识雷蒙德.卡佛,了解那一地区,也就是说地点——雅基马,奇科,尤里卡,库珀蒂诺,我了解那种饮酒文化。(她刚刚把空了的霞多利酒酒杯给了侍者,要他拿瓶矿泉水来。)我没有参加作家工会,所以她请得起我。她知道我很欣赏她的电影,那对她意义重大,这一点在长期合作中很关键。她指望我会极端忠实于卡佛的作品,比任何“真正的”编剧都更注意这一点。另外早在1980年,我在培训中心上培训班时,就给她写过一封热情洋溢的信,关于雷蒙德.卡佛的。显然,她刚刚在一个旧鞋盒里看到了这封信,并把这看作一个启示。

她的提议让我受宠如惊,我很快地合计有多大机会能绕过哈罗德.史特劳斯和米尔德里德.史特劳斯夫妇生活奖的那个让人讨厌的附加条件(即他不能教写作)。嗯,好吧,我一边跟侍者换高脚杯时一边想,不过他也许可以指导……

1987年10月,我们飞去了锡拉丘斯,拿40页的初稿给雷和苔丝看。当时他正开始癌症疗程,他的肺部给切除了三分之二。“现在没事了。”他一再说,“我没事。”

他们端上了阿拉斯加三文鱼,在西岸地区,这表示热烈欢迎,我试过不出声地隔着桌子向吉尔示意,要她放心。

我们吃完后,雷把初稿拿去书房。吉尔和苔丝摊开手脚坐在客厅的地毯上聊天,我心不在焉地坐在沙发上,想知道楼上的雷是怎么想的。在把那些短篇像吉尔所设想的串起来时,我假定有一位主角。可是我也悄悄往剧本里放进不少传记方面的信息,暗示那个主角就是雷。他是否会觉得我抹去了艺术和艺术家之间的距离(他的作品中,本来已相隔不远)?他是否会觉得这样侵犯了他的隐私?我有点担心。

过了段时间——差不多有一个钟头,我想——雷下来了。他们那幢两层楼的房子有一座木头楼梯,我听到每一步咚咚响的声音。他走进客厅,吉尔和苔丝陷入沉默,雷看着我,用他轻声咕哝式的声音说:“很棒,我觉得很棒。”

我想一下子搂住吉尔尖叫起来,可是控制住了自己。雷过来跟我一起坐在沙发上,我们把那篇初稿讨论了一个半钟头左右,慢慢地一页一页翻过去,过了一遍他在页边写下的笔记。

1988年5月,我在西雅图的埃利奥特湾书店又见到了雷,那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朗诵会。他在那天收到了14页的选择权合同,我也收到了我的那份,我承认没读就交了出去。

“我没读就签了名。”雷说完哈哈大笑。

那天晚上,他读了《大象》(Elephant),关于一个被家里每个人追着要钱的人,这个短篇也是一开始读着滑稽,但是到最后,你听得见自己的心跳。他似乎读得有点透不上气,但还是读完了。他的脸庞浮肿,有传闻说他的癌症已经转移到了他的大脑,可是雷仍然坚持说他没事。“我会撑过去的。”他告诉我。

当时,我最小的妹妹也在跟癌症做斗争,她极其想听到哪怕有一次交谈不以那个沉重的问题(“你到底怎么样?”)开始。可是她的决定,是从不掩盖事实,她已被告知自己是癌症晚期。

一个月后,雷和苔丝举办了婚礼,我还是没有意识到什么。

这段时间,因为作家协会在举行罢工,整个电影业陷入停顿。出于这个原因,吉尔商谈推迟实施选择权的期限。8月1日,罢工仍未结束,我们实施了选择权。

8月2日,雷因为肺癌,在安吉利斯港去世。

8月3日,作家协会的罢工问题解决了。

1988年8月4日,苔丝.加拉格尔把雷蒙德.卡佛安葬在安吉利斯港。

我无法去送葬,因为我当时有合同在身,那一周要为帕金斯—科伊律师行打字,我坐在律师行位于25层楼的波特兰办公室,感觉痛苦。休息时间时,一位律师的秘书大步流星从餐厅那边走过来,在聊她的一个女友为什么要离开丈夫。说话中间,她点着一根烟,狠狠地抽了两口又摁灭了,然后从冰箱里拿了罐减肥可乐就急急忙忙往门口走,撇下一句话还回荡在空中:“他老公就是从来没能让她的裙子飞起来。”

我把那句话记下来,觉得那一刻,是我个人跟雷有了交流。

到这时,我已经搬回俄勒冈州。我一直不曾辍笔,又发表过几个短篇,得过几个奖项,然后在1989年,有人邀请我去玛丽尔赫斯特学院教写作。

我们始终未能拍成我们的卡佛电影。最后,吉尔距离她的最低预算还缺25万美元。她生命中的4年时间都投进了这个计划,却未能留下一部电影。1992年秋天,她接受了圣母大学的一份教职。

对我们来说,人们是一步步去世的。我放弃打磨那个剧本时,第二次失去了雷。现在留下的是他的诗和短篇小说,在这些作品中,他仍然是我的老师。

时不时,一位学生会打断我讲课,问起雷蒙德.卡佛。“我是说,他是个什么样的人,什么样的老师?”

“你们有多少人读过雷蒙德.卡佛的作品?”我让大家举手时,通常班上有一半人会举手。

我一再说,你们一定要读作品。找一本《我打电话的地方》(WhereI’mCallingFrom),从头开始,通读这本书。这是卡佛自选短篇集的唯一版本,是按作品写作先后顺序排列的。读读《肥》,这个短篇让人读了难以忘怀,写得用笔俭省;读读《大教堂》(Cathedral),这对卡佛来说,是关键的一篇,里面的语言开始变得丰满;读读《差事》(Errand),写的是契诃夫(雷热爱的一位作家)去世时的一个时刻。

我跟我的学生说,要是你按顺序阅读这些短篇,你会看到在不牺牲准确的前提下,雷把更多经历、更多感情投入自己的作品中。这是我们所有人——理查德.福特,戈登.利什,吉尔.戈德米洛、苔丝.加拉格尔和我们这间教室里的每一位——都付出很大努力想做到的。

译者:孙仲旭

回忆我的老师雷蒙德.卡佛-玛莎.吉斯:等您坐沙发呢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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