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疟疾-汪曾祺

  我每年要发一次疟疾,从小学到高中,一年不落,而且有准季节。每年桃子一上市的时候,就快来了,等着吧。
  有青年作家问爱伦堡:“头疼是什么感觉?”他想在小说里写一个人头疼。爱伦堡说:“这么说你从来没有头疼过,那你真是幸福!头疼的感觉是没法说的。”中国(尤其是北方)很多人是没有得过疟疾的。如果有一位青年作家叫我介绍一下患疟疾的感觉,我也没有办法。起先是发冷,来了!大老爷升堂了——我们那里把疟疾开始发作叫“大老爷升堂”,不知是何道理。赶紧钻被窝,冷!盖了两床厚棉被还是冷,冷得牙齿“嘚嘚”地响。冷过了,发热,浑身发烫,而且剧烈头疼。有一首散曲咏疟疾:“冷时节似冰凌上坐,热时节似蒸笼里卧,疼时节疼得天灵破,天呀天,似这等寒来暑往人难过!”反正,这滋味不大好受。好了!出汗了!大汗淋漓,内衣湿透,遍体轻松,疟疾过去了,“大老爷退堂”。擦擦额头上的汗,饿了!坐起来,粥已经煮好了,就一碟甜酱小黄瓜,喝粥,香啊!
  杜牧诗云:“忍过事堪喜。”对于疟疾也只有忍之一法。挺挺,就过来了,也吃几剂汤药(加减小柴胡汤之类),不管事。发了3次之后,都还是吃“蓝印金鸡纳霜”(即奎宁片)解决问题。我父亲说我是阴虚,有一年让我吃了好些海参。每天吃海参,真不错!不过还是没有断病根。一直到1939年,生了一场恶性疟疾,我身体内部的“古老又古老的疟原虫”才跟我彻底告别。
  恶性疟疾是在越南得的。我从上海坐船经香港到河内,再乘火车到昆明去考大学。到昆明寄居在同济中学的学生宿舍里。住了没有几天,病倒了。同济中学的那个学生把我弄到他们的校医务室,验了血,校医说我血里有好几种病菌,包括伤寒病菌什么的,叫赶快送医院。
  到医院,护士给我量了量体温,体温超过40摄氏度。护士二话不说,先给我打了一剂强心针。我问:“要不要写遗书?”
  护士嫣然一笑:“没事,是怕你烧得太厉害,人受不住!”
  抽血,化验。
  医生看了化验结果,说有多种病菌潜伏,但主要问题是恶性疟疾。开了注射药。过了一会儿,护士拿了注射针剂来。我问:“是什么针?”
  “606。”
  我赶紧声明,我生的绝对不是梅毒,我可从来没有……
  “这是治疗恶性疟疾的特效药。奎宁、阿脱平,对你已经不起作用了。”
  606和疟原虫、伤寒菌,还有别的不知什么菌,在我的血管里混战一场,最后是606胜利了。病退了,但是人很“吃亏”,医生规定只能吃藕粉。藕粉这东西怎么能算是“饭”呢?我对医院里的藕粉印象极不佳,并从此在家里也不吃藕粉。后来可以喝蛋花汤,蛋花汤也不能算饭呀!
  我要求出院,医生不准。我急了,说:“我到昆明是来考大学的,明天就是考期,不让我出院,那怎么行!”
  医生同意了。
  喝了一肚子蛋花汤,晕晕乎乎地进了考场。天可怜见,居然考取了!
  自打生了一次恶性疟疾,我的疟疾就除了根,半个多世纪以来,没有复发过。也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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